□ 胡可明
淮鹽歷史悠久，在幾千年的歷程中，有時輝煌有時略有低落，但從未退出屬于自己的舞臺。其艱辛其頑強，其發(fā)展其貢獻，其對區(qū)域社會和區(qū)域經濟的促動和牽引作用，曾留下重重的刻痕。本文就其蘊育的文化——淮鹽文化發(fā)表一點淺見，歡迎指正。
一、淮鹽文化的源頭和形成
鹽，是人類和其他動物維持生命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人類飲食最基本的調味品，其功能與效用，是獨一無二、不可或缺的。鹽，甚至可以說是維系海洋和陸地自然平衡的一種力量。
黃帝時代膠州灣先民夙沙氏發(fā)現了可以從海水中提取出鹽來供人食用，開創(chuàng)了中國、乃至世界人工鹽生產的先例，夙沙煮海為鹽遂成永續(xù)傳誦的神話。
同為東夷人的膠州灣近傍海州灣及向南沿海至長江入海口的先民，都是智人族，從向南遷徙的夙沙后裔手中接過了煮海技藝，向大海討要美味、健康、壽命，成為一代一代東夷人類不懈的追求。
夙沙氏于何時代揭開煮海水可以得鹽的秘密無法得知，黃海之濱東夷人何時學會并運用這一秘笈來豐富生活、強健體魄、延長生命亦無文字可考，然而兩千年前西漢的司馬遷先生用筆和刀在竹片上寫下了自己的判斷。他在《史記》中告訴后人，兩千五百年前東海淮河兩岸有闔廬、春申、劉濞等王者煮海得鹽以富國裕民。但司馬先生并未限定淮河兩岸的海鹽生產僅始于兩千五百年前。當遠古歷史無確鑿之可考，從現有基礎（文字、實物、古跡、甚至是傳說等）生發(fā)，依據人類社會進化規(guī)律和人類整個文化產生、演化、躍進節(jié)奏，似可做一些并非純粹主觀臆測的分析推斷，仍對人們認識自然和上溯歷史有啟迪效果。淮河兩岸海鹽生產能被司馬遷惠眼所識而入于《史記》，當時已有相當規(guī)模，應是無疑。漢初吳王劉濞在今江蘇沿海煮鹽和在江南句容銅官山鑄錢，“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于民”，足可見之。淮南王劉安謀士伍被勸諫劉安說，吳楚“地方數千里”，“東煮海為鹽”，“國用民眾”，乃為又一力證：江浙一帶早已興起煮海為鹽且俱有規(guī)模。而在那個遙遠的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及發(fā)展機理、發(fā)展速率根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認知，那必定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由此似乎可以說，淮河兩岸海鹽生產的起步要遠遠早于春秋時代，亦即淮鹽的生產歷史不可能僅有兩千五百年。
遠比春秋更遙遠的時空誕生了江蘇沿海的海鹽生產，漢初成長到規(guī)模足以引起司馬先生的注目，然其足履一天也沒有停歇過。只要人們還需要食鹽，只要食鹽能給政權帶來紅利，江蘇沿海的海鹽生產就永遠不會中止，其與國運、民生之主輔關系就無法分割或中斷。后世逐步形成依淮河為界名之江蘇沿海產制海鹽的區(qū)域，淮河之南為淮南鹽區(qū)，之北為淮北鹽區(qū)，慣稱淮南、淮北為“兩淮”，稱其鹽產為“淮鹽”。
伴隨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淮鹽生產技藝不斷演進，產量增長迅猛，銷售范圍隨之擴大，相應的鹽之稅利在爆增，產、銷、稅利均走在了其他鹽區(qū)前頭。巨量的淮鹽，招致大批陜、晉、徽商人來業(yè)，帶動了大范圍的資金流動，起于唐宋朝淮鹽商人使用“飛錢”，當為現今銀行業(yè)與其匯兌業(yè)務的起源；淮鹽運銷的重要樞紐、口岸如揚州、淮安、漢口等，個個熱鬧、繁榮起來。揚州因淮鹽而興旺而馳名于世八百年，淮鹽之美味鋪就了揚州極其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盛開的淮鹽之花，引來無數文人雅士之蝶，歷代吟誦淮鹽的詩詞歌賦千篇累牘，尤以唐詩為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享名千年的文豪大家都有吟詠淮鹽傳唱千年而不絕的佳作；《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經典名著，淮鹽味道濃重；云臺山上留下了諸多清朝鹽務官員謀劃、實施淮北鹽區(qū)鹽法改革登臨時即興的詩詞、題詞、楹聯等，豐富了古海州文字文化；招待過秦始皇、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以及數不清的歷朝京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作為人民大會堂國宴招牌菜的淮揚菜，淮鹽香味撲鼻；揚劇、淮海戲、海州五大宮調等地方戲曲藝術，都是藝人們將各地鹽商喜好、帶入的各地藝術元素融合進本土藝術形式，加工提煉而成，最后都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古老淮鹽產地，容納鹽商不經意間引入的生活元素，致本土生活情調愈加有趣有味的還有很多。曾流傳在連云港地區(qū)的“穿海州”、“吃板浦”盡屬其類；更有趣味的是連云港市域曾于建國后幾十年間流行的“鹽大頭”稱呼，那是當地人專對淮北鹽場的獨特贊譽，此美稱曾也讓淮鹽人竊喜、自豪了幾十年；至于漢代鹽倉城、尹灣漢墓簡牘、明代鹽池遺址、鹽河、板浦秋園、燕尾港、大浦港、猴嘴鹽坨及鹽用鐵路專線、灌西鹽商老宅、東陬山藏軍洞等等實物性遺址遺物遺跡，都可訴說一段淮鹽的歷史過往；新浦、板浦、海州城鎮(zhèn)的興起與發(fā)展，均與淮鹽有一線至千線關聯；《鏡花緣》作者的生活、“淮北鹽場人民烈士紀念塔”、南京梅園新村中共和談代表團經費輔助來源、抗美援朝“淮北鹽場號戰(zhàn)機”、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yī)院、新浦市民愛不釋手的《蒼梧晚報》等等，都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帶有淮鹽的歷史印跡。
淮鹽，生命之鹽。她從上古時期矇眬中向我們款款走來，一路風塵，形象漸至明晰而閃亮；她滿足我們的豈止是口食之需，還帶來了她沿途精揀的彩貝珍稀、風光剪影和各個時代圍繞她而衍生的萬千訊息；同時，她也在路過的每一個節(jié)點留下了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和信息。所有這一切，讓人們完全可以暫時地忘記她的形態(tài)和屬種，只記起她那平凡而飽經滄桑的名號——淮鹽——這個浸潤了幾千年歷史風霜的文化符號。
二、淮鹽文化的主要特征
說到底，淮鹽文化是一種產業(yè)文化，是淮鹽實物文化的一個分支。其主要構成要素來源于三個支撐點，一是食用功能，二是提供稅利功能，三是由前二者引申而得的牽引功能。淮鹽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因其與一般人民、各級政府、國家中央機關存在關聯，夸張一點說，淮鹽文化幾乎涉及或稱影射了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宗教、民俗以及狹義上的文化等各個方面。淮鹽文化的主要特征是：
1、“國家第一”鐵律。自春秋始絕大多數歷史時期，淮鹽由國家掌控并經營。官府指定灶民在近海地塊支起爐灶，建筑灶房，并劃給蕩地收割煮鹽所用的柴草，灶民向官府繳納“蕩稅”；明代中后期淮北鹽區(qū)普遍利用太陽和風等自然能曬制海鹽，開辟曬鹽池灘也由官府批準；煮鹽量由官府下達定額并實行嚴格的生產管理控制產量，以杜私鹽；食鹽由官府注冊的商賈采買，在官府劃定的區(qū)域銷售；煮鹽人納為灶籍，戶口“不歸縣官歸朝廷”，并世襲。入了灶籍不得退籍或轉籍，死亡之后由家中兒、孫頂替，“去一入一”，以維持煮鹽人數總體平衡。真的是灶有定地，薪有定蕩，煮有定員，產有定數，運有定途，銷有定域，一切都由國家決定，鹽民、鹽產、鹽運都與國家捆綁一起，體現的是國家意志沖天。鹽利當然是國家得大頭，鹽商得中頭，灶民得小頭微量。
2、時空不限產地銷地與時代。淮鹽產區(qū)位于江蘇沿海、長江以北、淮河下游流域，但其銷區(qū)廣大到江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六省。大多數時期是灶民、垣商（場商）、運商（湖商）、坐商（岸商）、鹽牙、店鋪、船夫、杠夫及食戶等構成產運銷系統，是一個產地大、運路長、銷地闊的網絡。加上場大使（知事）、售引征稅批驗掣放等鹽運官員、緝私巡警等，人數不下幾千萬甚或過億。出現在這個系統、網絡中人，有不同的身份、語系、習俗、嗜好、價值觀、文化層次、審美情趣、人格特點等。但所有人都圍繞著淮鹽、注目于淮鹽，除食鹽人外，都以淮鹽謀生、謀利、謀取官職名分，不同的意識、思想、精神、信仰層面的東西及不同的行為方式，都在這個系統、網絡中共生，不斷地發(fā)生著碰撞、融合、分解。此龐大群體既斗爭又聯合的規(guī)律及程度，又隨淮鹽產量、價格的消長而變化，互相配合，互相照應，互相勾結，互相利用，互相傾軋均為常態(tài)，形成了有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文化現象，構成了淮鹽文化的一個方面。
3、如淮河水流淌般連續(xù)無斷層。淮鹽產、銷其量其價其利，受天時地利、官府鹽策等左右，不同時期亦不盡相同。量、價、利比率有時甚至不同向，可淮鹽的生產、運銷，淮鹽對民食的供給，對朝廷、軍政的貢獻，從未斷流過。中國的朝代更迭大多以戰(zhàn)爭的方式實現，即使新朝建立后也常以軍事行動鞏固初期政局。兵戎相對、刀光劍影，不知多少人失去生命，又有多少良田房屋被毀。淮鹽生產無幸全然避開這一切，灶民流離失所，灶房鹽池蕩為平地，淮商卷鋪蓋逃亡，是為前朝尾劇、新朝序幕之插曲。可是，淮鹽之利于朝廷、官府絕對的無可替代，故而每每又得到新朝廷之扶持得以漸復元氣，再展新姿。漢武帝時淮鹽之利被用來資助驅逐匈奴的戰(zhàn)爭；隋文帝至唐前期近140年間，淮鹽在隋唐“與民休息”政策下積蓄了力量，但至唐玄宗時鹽利又被用來資助削平“安史之亂”；北宋時淮鹽又有一大提升。淮北鹽區(qū)陷金后，可淮南鹽利又為維持南宋朝廷150余年作出了貢獻；元朝淮鹽產量創(chuàng)歷史新高，淮鹽之利占國家經費四成；明初淮鹽對逐元、平亂、南北二京及明長城建設傾其所能；清朝淮鹽之利在康、乾二帝各六次南巡中出盡風頭；民國幾十年間，淮鹽之利先是被北洋政府擔保善后大借款，后是淪陷7年受盡日寇侵蝕掠奪，再是被國民黨反動政府用來繼續(xù)內戰(zhàn)；歷史的萬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淮鹽的富國裕民功效才真正得以完美體現，自身也獲得了超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發(fā)展，淮鹽業(yè)蘊含的文化也才真正發(fā)放出耀眼的光芒。
4、開放包容兼蓄萬千。淮鹽產地北至干于繡針河口，沿海岸南延至長江之北，海岸線長180余公里，寬約30公里，是全國四大海鹽產區(qū)之一。清之前主要銷區(qū)為蘇湘鄂贛皖豫6省，在浙江、山東也有部分引額。建國初期銷區(qū)即擴增了晉滇閩桂黔滬等廣大地區(qū)，供2億人食用。如此廣闊的產地，這般更加廣闊的銷地，涉及了多少個民族、多少種區(qū)域文化地帶，錯綜復雜的社情民意、褒貶不一的官腔民調、捉摸不定的目指手揮，給淮鹽運銷歷經千山萬水后又添困惑阻礙。但淮鹽是全國鹽業(yè)最大的一支方面軍，淮鹽稅利是最豐厚的，其產、運、銷都奉有尚方寶劍，故能突破各種阻隔而大行其道。同時，淮鹽所遇之民族的、區(qū)域的、官方的、民間的、主流的、支流的，凡一切文化形態(tài)都能被勢已促成開放的淮鹽文化所包容，所兼收并蓄。產是根，銷是梢，淮鹽文化主體的根基在江蘇，而江蘇素為文化之要地，淮北鹽區(qū)所在地乃商代時就獲中原文化浸潤，淮南鹽區(qū)亦享吳越文化輝澤，“兩淮”地域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璀璨星空中明亮之星。淮鹽文化與中華文化陽氣相通且盡獲澤被，完全能夠在兼收并蓄各銷地陽春白雪、下里巴人文化之后，很好揚棄，豐富自身主休而無致以害，歷久彌新而提升了其他鹽區(qū)復制不了的文化品位，這也是淮鹽保持全國鹽業(yè)領先地位過千年最根本的原因。
三、淮鹽文化的功能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獲得人工鹽——海鹽的國家之一，并且積淀形成了最豐富多彩的鹽業(yè)文化，在祖國文化寶庫中奕奕生輝。每一個國人都應當為祖國文化寶庫中群星璀璨而倍感自豪，同時為我國鹽業(yè)文化超越、領先于他國而高興。淮鹽文化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淮鹽生產者及所有為實現淮鹽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付出勞動的人們同樣因此而享受榮光。
筆者認為，淮鹽文化有三大基本功能。
一是記憶功能。淮鹽存在了幾千年，產、運、銷及政府管理等，模式并非千篇一律又一成不變。首先是產鹽組織設置反復調整變化，多次分分合合，并隨海勢變遷而多番遷移。作為原始手工產業(yè)，生產方式雖然變化過程漫長而顯十分緩慢，但為了提高產出率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減輕勞動負荷，經產鹽人親身實踐，最原始的煎煮也從一家一戶的單灶煎煮改為幾家甚至十幾家合灶實行“團煎”。到明朝中后期，淮北鹽區(qū)普遍推廣日曬制鹽法，提高了產量，降低了負荷和成本。在檢驗產鹽母液成鹽率上，方式方法都隨之得到改進。近、當代間，淮鹽日曬法也歷經了泥池曬鹽向磚池曬鹽、八卦灘向對口灘、工藝流程由單元小而全向大面積集中式結晶轉變。生產過程這種轉變是在產鹽人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并用新知識來洗滌這些經驗，同時借助科學指導及新工具新能源的使用得以完成的。僅此一項，不只記錄了淮鹽生產過程演進情況，也反映了社會生產力在各個階段的進步；淮鹽運輸上，由帆運改海輪，由牛車板車、馬馱人背到汽車火車，則是影射了交通運輸業(yè)的發(fā)展歷程；鹽政管理上由官產官收官銷到民產官收商銷、由綱（引）制改票鹽法再自由貿易復又歸國家專營，記載的是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政權對淮鹽的重視程度及管控模式，可以由此透視國家政權管理國家的策略與能力。淮鹽歷史展現了淮鹽文化的演化遞進，了解了淮鹽文化的內涵也能幫助我們從一個獨特的視覺研讀中國歷史。
二是識別功能。事物的存在和運動，都在遵從它自身的規(guī)律，有一種邏輯的力量在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大致決定事物的運動走向、行經軌跡與速度，直到結果。正所謂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因為世界是一個整體，不同事物通過看不見的線而聯系起來，這就是“蝴蝶效應”理論的基礎。綜觀幾千年的淮鹽歷史，她從誕生、發(fā)祥起，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歷史舞臺，并且像滾雪球一般地成長，盡管運動路徑上遇到大的阻力足以使雪球被擦刮掉一點甚至是一大塊，但它仍在后續(xù)滾動中吸收了新的積雪又變大起來。這是淮鹽文化告訴我們的。比如清乾隆時盛行淮鹽商人對朝廷、官府的稅外貢獻——報效捐輸——實際上是官方對鹽商的索取，嚴重侵蝕商本。官方為回應淮鹽商人的這種“忠心義行”，放出官帑于鹽商充為業(yè)鹽資本，同時允準鹽商采買鹽斤時加斤，銷售時加價。加斤無稅致侵占正常的市場份額，加價加重了食眾經濟負擔致其無奈買食私鹽，反過來加速官鹽銷量萎縮導致鹽稅收入減少，影響皇家財收。而鹽商采買之鹽銷售不暢，鹽本不回，無法償付高息官帑。此惡性循環(huán)發(fā)酵至道光朝，出現了淮南鹽區(qū)無鹽可售，淮北鹽區(qū)有鹽無銷，皇家鹽稅入庫計劃極大虧空。所幸先有陶澍在淮北鹽區(qū)推行“改綱為票”鹽法改革，后有陸建瀛在淮南鹽區(qū)仿效而行，才扭轉淮鹽那個大大的危局。這一方面可以再次看出淮鹽生命力之強大，另一方面也可悟出假如朝廷、地方官府不那么做，就不會有淮鹽商人破產、商號倒閉，也不必費力去糾正因此引發(fā)的私鹽現象。結論是：不恰當地干預經濟運行，結果是阻礙和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
另一個正向的例子是：清末淮南鹽區(qū)因海勢變遷等外部因素致其漸失煎鹽條件，淮鹽整體稅利劇烈下滑，朝廷、地方官府、鹽商乃至食眾都面臨不同難題。后朝廷動員多方財力在淮北鹽區(qū)新辟鹽池，幾年下來，新建的濟南場一場產鹽量抵得上整個淮南鹽區(qū)產量，淮鹽總量不減反增，淮鹽銷地人民有鹽可買，鹽商有錢可賺，官方有鹽稅入庫。這一方面說明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力量在保護淮鹽，其實這是淮鹽自身蘊含的一種自嬗力在關鍵時期起了作用，南欠北增，南虧北補；另一方面昭然揭示恰當而正確的干預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行。否則，后百年間淮鹽可能不是那個豐產豐利的樣子。
三是啟迪功能。淮鹽文化與淮鹽歷史一樣，可以給我們講淮鹽的故事。但淮鹽文化告訴我們的可能比淮鹽史書要深刻一些，因為她已經從淮鹽物的層面、從淮鹽的產運銷管各個具體環(huán)節(jié)中超脫出來，并由歷史對其進行概括和提煉，是淘凈了的金子。比如淮鹽為什么能產生、存在和發(fā)展？答案應該是人們需要鹽分來維持生命，加鹽的食物才好吃。最早的一代淮鹽人怎么知道煮海水可以得到鹽？答案應當是膠州先民將此作為喜訊傳播了來，我們也學到了夙沙氏的煮鹽技法。淮鹽為什么能越產越多，為什么能帶動了揚州等城市興旺發(fā)達，而后來淮鹽猶在揚州卻逐漸失去昔日的繁華？這應當由當時的淮鹽人回答第一問，即他們是如何吃盡人間極苦、才慢慢學到了增產的技術；第二問由現代人回答，那就是商業(yè)可以使經濟繁榮起來，利厚會招致眾人趨之，利薄則相反。就淮鹽，可以有無數個為什么，相應也有無數個答案，這些問題和答案就構成了淮鹽文化的脈絡和基本內容。如果我們僅僅讀了淮鹽史書和資料，不去提問不去尋找答案，就只能知道情節(jié)而難明究里，也就體會不到淮鹽文化的無窮韻味。如果我們認真讀了更認真想了，就能總結出淮鹽幾千年間一直處在一種特別的文化狀態(tài)之中。也可以由此激發(fā)好多聯想，比如如何抓住機遇開創(chuàng)一種新的事業(yè)，如何運用天時地利人和來永葆事業(yè)的常青，如何先苦后甜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如何不偏正道完善自己的人生。我們將淮鹽文化的精髓聚攏到胸中，就如從池灘母液中把淮鹽晶體取出來一樣，有了真正的收獲。再把這些晶體用于烹飪，美味佳肴就成了。最重要的是我們吃了這些美味佳肴，于健康于壽命益處無窮。“吃”這一步，就是淮鹽文化要給我們的啟迪。
四、尾篇的思考：如何定義淮鹽文化并傳承
準確定義抽象的“文化”很難，準確定義抽象的“淮鹽文化”亦難。我們可以看到淮鹽在生產在運輸在銷售，可以看到灶民拿到“灶糧”、鹽商數著販鹽賺得的銀子、官員查看鹽稅入庫賬冊、食眾在炒菜添加淮鹽，不同朝代的這些現象串記下來而成鹽史。但我們看不到淮鹽文化在哪里。然而，我們用心體會一下，就能真切感受到從淮鹽實物的產制、運銷、產生的價值及其衍生的各種社會現象，脫穎出一種非實物、不具形的東西，她不附著于淮鹽但須臾沒有離開過淮鹽；她不參與淮鹽業(yè)態(tài)但能左右淮鹽業(yè)態(tài)；她不能用作交換但卻極具價值；她沒膨脹人們的錢包卻讓人不能淡忘。這，就是淮鹽文化。“文化”，不只讀書識字人才曉其義。正如我們看到五爪金龍標識，就知道這是華夏文明的圖騰。“淮鹽文化”，不只直接參與淮鹽產、運、銷、管及食用才曉其義，凡深入一點了解淮鹽的過往、用心體驗淮鹽的去今，就能感受淮鹽文化的春風楊柳。
如果要用文字來表述淮鹽文化，那大概意思是：“淮鹽文化”是淮鹽在生成、發(fā)展過程中，所引發(fā)的經濟的、社會的、人文的全部現象，給人們留下的一種特別的感覺，人們對淮鹽有了個性的評價和稱謂。“淮鹽文化”就如一本巨著的書名，其篇章包括生產淮鹽的天時地利、工具和工藝技術、產量和鹽的品位等；販運淮鹽的手續(xù)、鹽價、路徑、方式等；食用淮鹽的地域廣或狹、人口數量、買價等；管理淮鹽的鹽法鹽策、征稅、收費、緝私等。以及圍繞淮鹽的產、銷、食、管諸路人馬相互關聯及其全部活動的對抗和聯合產生的效應。總之，“淮鹽文化”是以淮鹽為基點產生的精神活動波線節(jié)律。直言之，假如你不愿去細說淮鹽的某些具體細節(jié)，就可以用“淮鹽文化”四字以蔽之——筆者不甚科學的定義。
淮鹽文化有必要傳承嗎？抽象的淮鹽文化與淮鹽實體幾乎同步產生。淮鹽實體在壯大，淮鹽文化隨之豐富。淮鹽文化曾發(fā)揮過巨大的社會功效，成為了淮鹽人的一份精神力量，引導著淮鹽在建國后的新社會有了高速的增長，淮鹽區(qū)的人們對淮鹽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和認知，非淮鹽區(qū)也有一些人對淮鹽文化津津樂道。淮鹽文化并非政權文化，在國家對產業(yè)結構進行調整后，傳統意義下的淮鹽已將榮退。然而淮鹽文化不會因此消亡，其歷史價值完全值得探討研究與光大之。傳承淮鹽文化，是保持區(qū)域文化及中國鹽文化完整性的不二之法。
傳承淮鹽文化，首先必須認知淮鹽文化，必須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和辯證思維。淮鹽誕生直至清末，甚至是建國后較長一段時期，社會經濟水平不高，產業(yè)結構嚴重不健全，農耕文明創(chuàng)造的財富維持了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穩(wěn)定，但社會運轉和國家建設需要的資金卻來路不廣，淮鹽之利在淮鹽產區(qū)起到了政府財稅收入的頂門杠作用，為地方政府大大地助力了一把。歷史不可忘記，即使傳統的淮鹽高大身影已漸離我們而去，我們仍要珍惜她留給我們的念想；傳承淮鹽文化，要科學準確地定位她。區(qū)域文化中有多個專門文化形態(tài)共生共存，她們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分子。為了更好地弘揚中華文化，并把區(qū)域內各專門文化都用來助推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有必要定位專門文化。只有精準定位，各專門文化才能在相應的范疇內發(fā)揮最大潛能，區(qū)域內整個文化匯聚推動力才會最大。淮鹽的最后王國在淮北。在山海相擁、海古神幽奇泉齊具、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連云港市，如何定位淮鹽文化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傳承淮鹽文化，要予其相應的輿論氛圍。輿論陣地存其一席，有計劃地展現淮鹽文化的去世今生，讓更多的人了解淮鹽文化的深刻內涵、歷史淵源、社會功效、附著的實物形態(tài)等，把抽象的淮鹽文化具體化形象化。特別是要讓人們知道淮鹽在連云港市地域歷史中曾經有過的貢獻，以及淮鹽文化已經滲透在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避免輕視、漠視心理的產生；傳承淮鹽文化，要將之關聯因素梳理清楚，以正思路。歷史上淮鹽運銷，引得大批外地鹽商或暫居本地，或置宅久住，本地文化與鹽商家鄉(xiāng)文化多了一些交流通道，在吃、穿、住等生活習慣，文化娛樂等精神享受諸方面互為滲透互相影響。即使在本土，淮鹽產業(yè)在許多方面產生過正向推動并留下了印跡。理清淮鹽文化在對內對外經濟及人文互動中產生的文化現象與本土其他專門文化的關聯，有助于更好發(fā)揮淮鹽文化及區(qū)域內其他專門文化的作用，亦可收互補之效；傳承淮鹽文化，特別要把本土僅剩的淮鹽文化之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有效保護并善加利用。對此，筆者曾有過專文《有效保護淮鹽遺存 有力助推創(chuàng)建名城》論述，不再贅言。只重申一點：不會再有新的淮鹽遺存問世，已有的為僅有。如缺乏必要保護，她極可能漸漸隱沒于某一日，消失于無形，徹底淡出人們的視野。如果不經意間任淮鹽遺存自生自滅，不經意間淡化了淮鹽文化，那將是一個地域的歷史性疏忽，多少會削減淮鹽所在地域的歷史厚重感。